首页>新闻发布>学术研究>详情
林徽因的建筑大师之路
2017-07-14 12:21:08 来源:古建中国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贺兰静

林徽因的建筑大师之路

古建中国·林徽因

  说起林徽因,首先跃入我们脑海的可能是诸如“一代才女”、“人间四月天”等充满浪漫和才情的字眼,但在这些光环之下,她钟情不已、为之奋斗一生的实则是建筑事业。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建筑师之一,为中国建筑学的研究、教育事业创下了筚路蓝缕之功。且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大半个世纪之前,探寻这位大建筑师的成长之路。

  立志建筑致知穷理

  林徽因,1904年生于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林长民的长女,也是林长民最疼爱的孩子。1920年夏天,因国际联盟事务需要,林长民开始常驻伦敦,并把林徽因带去作伴。他希望林徽因能“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在这里,林徽因出众的才华开始显露。她每天与父亲一道,接待中外前来拜访的人士,活泼的性格、伶俐的口齿令每个来访的人都喜欢。林徽因对于建筑学的兴趣也是在这段时间萌发。据梁思成回忆,“徽因在伦敦时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这位同学在她的追问下描述了建筑学这个职业。徽因当下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事业,一种把艺术创造和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工作”。

  有趣的是,据梁思成描述,他对于建筑学的兴趣,也是由林徽因启发的,“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都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林徽因的建筑大师之路

古建中国·林徽因与梁启超

  1924年,已定下婚约的林徽因、梁思成二人一起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无奈当时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不得已进了美术系。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改变当初的志向,大学的档案显示,自1926年开始,林徽因已经成为了建筑设计教授的助理,第二个学期又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她如何能打破这从未有人触及的规定?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在完成艺术系既定课程的同时,林徽因还选修了大量建筑系的课程。

  建筑系的课程十分繁重。学生必须反反复复研习复杂且古板枯燥的古典绘画技巧,每周上课时间就近40小时,加上建筑系学生课外的大量绘图练习,每周学业时间近60小时。而除此之外,林徽因还必须完成美术系所要求的课程,学业之繁重可想而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林徽因在学业方面的表现。当时宾大建筑系的年轻教师、日后成为著名建筑师的哈贝森曾经夸奖她的作业简直“无懈可击”。她的美国同学则评价她:“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她文文静静,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好成绩挂在嘴边”。

  也在这一时期,林徽因开始了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宾大博物馆闻名遐迩,藏有中国古代铜、陶、瓷等文物,林徽因每往必对这些中国文物凝视默赏。而梁思成在一次与建筑史教授古米尔(AlfredGumaer)的交流中,也意识到中国的建筑史研究还严重匮乏,甚至找不到相关的文字记录。中国建筑的高超技术,仅凭工匠们的口口相传。1925年,梁思成的父亲、著名民主运动家和学者梁启超给他们寄来一部刚刚重新出版的古籍——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这是一本北宋官定的建筑设计与施工专书,也是中国古籍中少有的建筑技术专书。其完整系统的建筑技术令二人着迷,也坚定了他们研究中国建筑的决心。

  1926年,当地《蒙大拿报》发表对林徽因的一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女孩致力拯救祖国艺术》。报道中林徽因说:“等我回到中国,我要带回什么是东西方碰撞的真正含义。令人沮丧的是,在所谓的‘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下,我们自己国家独特的原创艺术正在被践踏。应该有一场运动,去向中国人展示西方人在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上的成就,但是绝不是以此要去取代我们自己的东西。”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之后不久,他们按照父亲梁启超的安排,开始了欧洲古典建筑蜜月旅行。欧洲的蜜月之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浪漫的学习成长。后来梁林的好友、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她和梁思成:“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林徽因的建筑大师之路

古建中国·林徽因

  古建考察破解“天书”

  回国之后,夫妇二人先在沈阳东北大学执教。不久后的1931年,梁林夫妇回到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机构,“营造”二字,即出自李诫的《营造法式》。梁林夫妇加入后,分别任法式部主任、校理。

  梁林夫妇一直致力于寻找、总结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认为,木构建筑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而认识、梳理木构,单靠对于宋朝的《营造法式》、清朝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晦涩理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的实例测绘资料,再结合《法式》、《则例》进行比较归纳,才能最终破解“天书”,打通中国建筑的“文法”。从此,他们便带领营造学社,踏上了漫漫古建考察之路。

  1932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便开始了营造学社第一次野外古建考察——赴蓟县调查独乐寺。当时上层知识分子很少下乡,不仅受制于交通,还有许多困难和危险。那些供旅客住宿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各种传染病也蔓延得厉害,路上说不定还会有土匪“光顾”。林徽因不顾自己肺病未痊愈,而且怀孕在身,毅然前往。据林徽因的书信说,“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是累得不亦乐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测绘的条件也极其简陋而危险。他们在独乐寺进行测绘,用的还是从清华大学土木系借的测绘工具,而后来工具虽有所改观,但工作时的安全保护也还是半点都没有的。测绘工作要求人大半的时间都在“飞檐走壁”,他们的好友金岳霖常常戏称他们为“梁上君子”。其危险性也不言自明。

  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林徽因和梁思成坚持着复杂繁重的古建测绘工作。以应县木塔为例,塔有十层之高,需量十层测平面,再量断面。微观上,以斗拱为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林的学生楼庆西先生介绍说,“首先你得凭你的眼睛,凭你的训练技巧,把这个门的样子画下来,没有尺寸地画下来。但是功夫就在你画出来的比例跟他实际比例得差不多。画下来之后,用尺子去量,一点一点地量,(比如斗拱)第一个尺寸是什么、第二个、第三个,一节一节地量。这个尺寸要求地很细,因为它是木结构的,特别琐碎。斗拱它是一点一点小木头拼起来的,测绘、画都很不容易”。

  1932年到1937年的五年间,以林徽因为主的营造学社成员走过137个县市,经调查的古建殿堂房舍有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为我国后来的古建研究留下了一套科学完备的珍贵资料。

  营造学社如此密集的考察,还与邻邦日本在这个领域急切的研究步伐有关。在他们之前,几位日本学者已经踏上了中华大地,开始了古建考察之路。林徽因在1932年6月14日写给友人胡适的信中便表达了她作为一位建筑家的爱国情感:“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关注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古老佛像的庄严肃穆、独乐寺的古拙醇和、应县木塔的高耸入云、云冈石窟的绝世华美、佛光寺的千年沧桑……古建筑历史之厚重、古朴之美丽、气势之宏大令他们如沐甘霖,在羁旅行役、艰苦劳顿之后体会到“奢侈的幸福”。而古人伟大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更是令他们欣然沉醉。

林徽因的建筑大师之路

古建中国·林徽因与梁思成

  辗转流离忧怀天下

  1937年,他们的最后一次考察因日军攻占北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中断,不得不立刻赶回北平。除了收拾行装之外,更令林徽因、梁思成念念不忘的,是营造学社十多年来积累的考察资料,包括所有的相片底片、测绘数据和考察报告。

  对于日本的侵略,林徽因不无感慨地说:

  “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们重危的命运的时候,凭你有多少关于古代艺术的消息,你只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睁着眼睛向旧有的文艺喝一声‘去你的,咱们维新了,革命了,用不着再留丝毫旧有的任何知识或技艺了’,这话不但不通,简直是近乎无赖!”

  离开北平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了流亡生活。他们也许不曾料到,这一去便是八年之久。从1937年开始,为躲避战火,梁林一家辗转流离天津、长沙、昆明(1938-1940)、四川小镇李庄(1940-1945)。长时间的奔波劳顿、艰苦的生存条件和西南阴湿的环境使林徽因结核病复发。又因治疗条件不好,耽误了治疗时机,她只能在家中长期卧床。1941年、1945年病重的时候,林徽因甚至两度被误传已病故,报纸上还曾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的悼文。不仅如此,她和家人还要面对无情的战火。在长沙期间,林徽因的住处就被炮弹轰炸过,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林徽因和家人同事也要经常“跑警报”,躲空袭。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日军炮弹下的牺牲品。而营造学社的工作此时也落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战争,学社的经费被大幅缩减,工作人员也逐渐流失到只剩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五六个人,勉强维持。

  可以说,这场战争对林徽因和她的家人、同事来说都是一场炼狱般的煎熬。梁从诫曾经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林徽因的建筑大师之路

古建中国·林徽因

  常年卧榻,行动不便,阅读和创作自然地成为了林徽因的精神食粮。在1943年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她提及,“……顺便说起,我读的书种类繁多,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迪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元代宫室》(中文的)、《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纳托利。佛朗西斯外传》、《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纪德、萨缪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编者注)的作文和孩子们爱读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中译本……”

  正是在这低矮茅屋、尺长病榻之上,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的文艺思想不断碰撞,涌出惊艳的火花,小说、诗歌不断从这里、从一张张油浸的泛黄的小纸片上,发往全国甚至世界。无法下床绘图,就负责校验;无法野外考察,就翻阅古籍文献做理论研究。林徽因对建筑学的热爱丝毫没受战火、炮弹、疾病的影响,反而在敌国的侵略中,她更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百折不挠的生命力、以及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责任。

  1942年,梁思成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在此著《油印本付印前言》说:“在编写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1946年,梁思成在他《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更是满怀真情地说:“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1945年,她的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7期,作为这一期主编,她还撰写了《编辑后语》,指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成为民生问题中重要的问题之一”。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在茅屋病榻还心忧天下、高瞻远瞩的名副其实的建筑家。

  战乱时代,作建筑学家、搞建筑研究,确实是一件“穷奢侈”的事情。林徽因常把自己和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戏称为“死心眼的年轻人”,她在一次给沈从文的信中也表达了一种责任感和无奈感交织的复杂情怀:

  “我们太平时代的事业,现时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即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展床,逐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往。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他们的老朋友费正清亲眼见到林徽因、梁思成以“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而继续致力于学术事业,他不无感慨:“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建筑新天躬耕不辍

  1945年,抗战胜利,林徽因一家的流亡生活也终于结束。1946年,林徽因、梁思成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北京。梁思成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由于梁思成的离开,清华大学开办新的建筑系的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这个没有任何名衔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是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作了大量组织工作。此时,林徽因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她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生命危在旦夕。直到1947年12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才有所好转。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准备北京城的解放工作。不久,解放军代表由张奚若陪同,登门拜访梁林夫妇,请求梁林夫妇在军用北平地图上表明需要保护的古建筑所在地点,划出禁止炮火轰击的地区,以免解放军攻城时古建筑遭损坏。梁林听了之后十分激动,他们说:这正是我们日夜担心的事情,你们来得太好了,太感谢你们了!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保护各地的古建筑和文化遗产,共产党又派人来清华请教梁思成和林徽因,请他们把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列出以便保护。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便编出厚厚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也是后来全国文物保护名录的蓝本。

林徽因的建筑大师之路

古建中国·梁思成与林徽因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这个新时代,林徽因充满了热爱,谈到建筑师的责任时,她说:“祖国的解放为我们全国的建筑师带来了空前的大转变。我们忽然得到了设计成千上万的住宅、工厂、学校、医院、办公楼的机会,我们不但在一两年中所设计的房屋面积就可能超过过去半生设计的房屋面积的总和乃至若干倍,最主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劳动人民。我们是为祖国的和平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建设。”正是有了这种对新时代的热爱,林徽因不顾自己的病情,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客座教授,主讲很多课程,每当学生来访,林徽因就在床褥之间,“以振奋的心情为学生讲解”。

  1949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迎来了新政权下的第一次大的设计任务。周总理指示由林徽因、梁思成领导一组设计师,设计新中国的国徽方案。著名的长城学专家罗哲文先生,当年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也参与了国徽方案的设计。他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林徽因付出了极大心血。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中。那个以玉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她认为,璧是我国古代最高贵的礼器,瑗象征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大小五颗金星象征国旗,齿轮、麦穗及红色绶带象征工农联盟。整个设计方案类似中国古代的铜镜。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了,但林徽因的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义,要有民族特色,要程式化、图案化的设计思想,被营建系的教师们接受了。

  1951年,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主持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任务也圆满完成。英雄史诗的完整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突出和整体气势的营造均得到完美呈现,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在新中国文化的发展上,作为一位古建专家,林徽因始终注重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她说:“建筑本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新中国的建筑必须建立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历史上封建的建筑物虽已不能适应我们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他们宝贵的优良传统,艺术上造型上的成就却仍是我们创造的最可宝贵的源泉”。作为现在“国宝”级工艺、常被作为礼品赠与国际友人的景泰蓝,便是林徽因倾注了大量心血挽救的民族瑰宝。当林徽因了解到这一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濒临灭绝时,她不顾医生一次又一次“黄牌”病危的警告,身先士卒,冲在了保卫民族文化的最前线。她拖着吃不下二两饭、睡不到五个小时的躯体,带着助手莫宗江、常莎娜等人,多次跑到景泰蓝工厂调查这一工艺衰败的原因,了解它的工艺程序及材料特点,很快得出结论: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高超的,但是由于传统产品的造型庸俗、色彩单一、图案繁琐,致使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濒于停业。于是她以惊人的毅力带领助手一起研究、设计新的适合景泰蓝生产的造型、图案和配色,终于成功改良了景泰蓝工艺,挽救了这一民族文化。林徽因为保护古代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并不常常为人理解。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破旧立新”之风愈演愈烈,古都北京成为了“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工地,从大街到小巷,从城内到城外,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但这景象是林徽因不愿看到的:一座座城墙、牌坊、城楼被夷为平地,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高耸的却毫无民族特色、甚至毫无建筑美感的楼房。梁从诫回忆了母亲、父亲为保卫北京古建而做的努力:“对于北京的规划,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北京是一座有著八百多年历史,而近五百年来其原貌基本保存完好的文化古城,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第二,他们认为,原北京城的整个布局,是作为封建帝都,为满足当时那样的需要而安排的,它当然不能满足一个现代国家首都在功能上的要求。而如果只著眼于对旧城的改建,也难以成功。他们根据国外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教训,预见到如果对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勉强使它适应现代首都的需要,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现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满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弄得不伦不类,其弊端不胜枚举。

  然而,这些意见却遭到了来自上面的批驳。于是,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北京城一步步地重蹈国外那些古城的命运。那些‘妨碍’着现代建设的古老建筑物,一座座被铲除了,一处处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美的王府和充满北京风味的四合院被拆平了,而一幢幢现代建筑,又‘中心开花’地在古城中冒了出来。继金水桥前三座门、正阳门牌褛、东西四牌楼、北海‘金鳌玉(虫柬)’桥等被拆除之后,推土机又兵临城下,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她和父亲深知,这城墙一旦被毁,就永远不能恢复,于是再三恳请下命令的人高抬贵手,刀下留城,从长计议。”几十年后的今天,梁林所提出的城墙改造方案,在西安得到了完美演绎,但北京的古建很多已经一去不返。不管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林徽都始终怀着一颗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建筑师的诚挚之心,她为建筑事业一直奋斗到人生的终点。

  1954年开始,由于病情恶化加上工作不顺利造成的精神打击,林徽因停止了一切工作,住进了医院,每天都在病榻上咳、喘,眼窝深陷,瘦削如柴。

  1954年4月1日早晨6时20分,林徽因悄然离开了人世。那年,她不到51岁。

  林徽因虽然逝去,但作为中国杰出的建筑家,她尽其一生,为中国建筑的研究、保护、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我们路过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审视着博物馆中精美的景泰蓝、游览欣赏着淳朴的千年古寺,或是当外国人对中国的古建研究一次次竖起大拇指、当我们的古建文化正昂首走向世界的舞台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记起这位建筑师?

  是的,她是一位建筑师,她一生都这样称呼自己。如今,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静静地躺着这样一块汉白玉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墓”。墓碑由梁思成设计,碑体花纹正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图案。墓体美观庄重,雕饰简约,富有民族特色感。

  也许,这正是这位大建筑师一生的写照吧。

古建风采
古建档案
分支机构 更多
热门点击